学无定式，殊途同归——对话南开大学季乃礼教授

学人专访

本期嘉宾· 季乃礼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致力于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编者按

        政治传播学和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研究的两个新兴领域。如何开启对于这两个新学科的研究，找到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当这两个新学科与政治思想史相遇，又会产生什么奇妙的火花呢？本期政治学人微信平台专访南开大学季乃礼教授，希望通过与季教授的对话能够为广大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一些学习的经验和借鉴。

政治学人：季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那通过对您的一个简单了解之后，我们发现您对于政治心理学（包括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很深入，这些算是政治学中的新兴、跨学科领域，请问您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了对这些新领域的研究呢？

季教授：说实话，最初也没有想做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本科、硕士、博士一直所学都是历史，硕士、博士的研究方向都是思想史。博士毕业之后，于1998年12正式入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当时叫政法学院）政治学系，一直工作至今。人都是有惰性的，如果一切顺遂的话，可能一生治中国政治思想史。当时我所在的政治学系，分配给我的课程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年轻老师，需要发文章，也需要工作量。正好本科的课程计划中有政治心理学一课，由于没有上课老师所以一直没有开。当时觉得政治心理学与政治思想史的关系相对比较密切，对思想家思想的解读需要了解一些心理知识。于是我开始有计划地搜集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开设了政治心理学这门课程，算来至今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了（2001年至今）。

 2006年，我有机会到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作访问学者。当时申请去芝加哥大学的研究题目是“中国当代家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但脑海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拷问着我：这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最缺少的学问吗？说实话，每隔几天，这样的想法就会不时出现。在犹豫了三个月之后，我决定放弃我之前的研究计划，转而开始研究政治心理学。当时听取了JohnBrehm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政治心理学课程，开始对政治心理学有些了解。然后开始搜集有关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系统地阅读有关政治心理学的相关文章。在回国之前，我已经搜集到政治心理学的相关文章1600多篇，书籍200多本。可以说，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经典文章和著作都已经搜集完整，奠定了以后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基础。

 从事政治传播学的研究纯属偶然。记得刚入政治学时，朱光磊老师是我们的系主任，多次给我们说，年轻人不能只有一个研究方向，至少应该有两个研究方向。在作政治心理学的过程中，我发现政治传播学与政治心理学多有重合之处。我们知道政治传播学涉及到传播源、传播渠道、受众，但传播的信息以及渠道如何影响受众，即传播效果的研究，多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重合。现代流行的一些政治传播理论，如两级传播、议程设置、框架、启动等，两个学科都有所研究。同时，我原来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研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传播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这样，就有了由政治心理学跨界政治传播学的想法。

政治学人：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作为跨学科领域，对于学生而言这意味着不仅需要掌握政治学的相关知识，也需要对心理学、传播学有所了解。那老师觉得在从事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的时候，对于各学科的学习方法、时间分配怎么样比较合适呢？如果对于相关学科的知识掌握不够多是否会影响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质量和结果呢？

季教授：要从事这两门学科的研究，需要了解相关一些基本的知识，现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教材，对此的掌握并不是太难。对于如何来研究，提两点建议供参考：

其一，紧跟学科的前沿。我始终坚持认为作学问是一个悟道的过程，做学问的过程中，一是向老师学，但是又不仅限于老师，否则无法超越老师，推动学科的发展。因此，最终作学问需要自己的体悟。如何来体悟，即从这些学科的权威期刊、权威著作中体会做学问之道。通过对这些权威文章和著作的研读，理解其中的理论，知晓其中的研究方法的，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

其二，学无定式，殊途同归。两门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中，融合了各个学科对这些学科感兴趣的学者。换言之，只要你对这个研究领域感兴趣，都可以从自己的本学科出发对之进行研究。两门学科中，定性和定量、理论和实践研究皆有权威的文章和期刊。哪一个方面做得很好，都可以在学科的发展中做到极致。

政治学人：2015年季老师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领导心理学研究的著作，那就领导心理学而言，更多的呈现为对某个领导人的个案研究，那这就要求要掌握该领导人足够多的资料，那就季老师长时间的研究来说，在收集领导人资料的时候应该涉及哪些方面呢，资料的来源主要包括哪些呢？

季教授：确切地说应该是第一本系统介绍政治领导心理学研究的著作。之前国内出版了多部以《领导心理学》命名的著作，但这些著作研究的对象多是工商界的领袖，所讲述的理论也多是工商管理的理论。有的虽然对政治领导的心理进行分析，但运用的理论仍然是工商管理的理论。国内学术界普遍没有关注到政治心理学中对领导心理研究的贡献，基于此，写了这本《领导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政治领导心理的研究，与政治心理其他领域的研究有着较大差异。

政治心理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实验法。但是领导心理学的研究却主要是文献分析方法，因为特殊的身份，我们无法实现对领导的问卷调查或实验，只能采取“远距离”的研究方法。对领导分析的文本多种多样，可以是他的讲话、与他人的谈话，写的文章等等。分析既可能是定性分析，也可能是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中，涉及到对文本的编码、测量以及数据统计等。这里要注意的是，由于领导的许多文章多由秘书操刀，需要与他自己写的文本相对照，相比较而言，他自己写的日记、与别人的谈话，自己发表的文章相对更可靠一些。

政治学人：除了这些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我们也了解到季老师在政治思想史领域也颇有建树，并且近年来也在这一领域发表了许多著作和文章，请问您觉得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您的其他研究方向有什么影响吗？这些不同的学科领域是否能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季教授：我对中外政治思想史均有所涉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关注汉代，博士期间所作论文就是有关汉代的经典文献《白虎通》的政治思想研究。工作以后，对西方的政治思想也有所研究，主要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思想，曾经出版过一本《哈贝马斯政治思想研究》。近几年来，我的几位师兄也是我的老师，成立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我多是帮衬的角色、或者是友情赞助参加了历届的年会。为了参会的需要，也偶尔会写几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章。

      要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其他研究有什么帮助，这点我没有想太多。倒是这几年做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的经历使我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些想法：其一，提倡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政治学范式。中国政治思想史则属于政治学的边缘学科，所运用的方法、概念和理论都与政治学的主流不对接，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中国政治思想史本身的研究对象相关，但另一方面也与学者们的意识相关。我认为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引入政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譬如说，我们用集体行动理论解释一些思想运动，如汉末清议、东林党等。其二，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提出。研究多年政治心理学的习惯，使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仅仅依靠思想家的文本是否能够真正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基于此，我提出除了继续利用思想家的文本之外，还应该利用他的行为以及他影响的制度来反推他的思想，即从一个维度的考察扩展到三个维度。譬如，我与合作者曾经考察顾炎武的思想转变过程，从他的行为来考察明显发现他对清政府思想的转变，但仅从文本是判断不出来的。其三，在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展开自己的思维。这是我的恩师刘泽华先生经常说的，他在赠送给我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就提了这句话。这也一直是我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左右铭。对别人研究过的部分，我倾向于利用我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之重新加以考察，尝试得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结论。

政治学人：美国新一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作为反建制派的代表人物，他出台了一系列让人大跌眼镜的政策，并推翻了奥巴马先前的多项政策，请问季老师如何从领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呢？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执政下美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呢？

季教授：从2017年上学期开始，我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学习领导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由于理论需要与实践相结合来进行运用，而当时正值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于是我们就选择了研究特朗普的政治心理，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对特朗普心理的分析中，对特朗普的心理图谱还没有绘制完成。但从我们初步分析的一些结果来看，特朗普带有自恋的情结，归属、权力和成就动机的得分都比较高；领导风格是圣战类型，只是这种类型是另类的，即他将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前美国总统总是在美国利益与美国的价值之间徘徊，而特朗普打破了这一思维定势，完全以美国利益为导向。推翻奥巴马的诸项政策皆是以利益为先的，由于他的自恋情结、权力和成就动机皆高，一旦他具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很难改变。但也不是不可能，他的归属动机较高，可以看出他身边亲密的人会对他的决策产生影响。

        不过，特朗普尽管另类，按照我们的判断，他并没有偏离美国的传统，因为美国历来奉行实用主义，也是将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只是没有像特朗普那样绝对。以他与中国的关系为例，不会偏离美国原来的政策。因为两国的利益联系太密切，如果关系恶化对美国没有好处。但特朗普总想在中美的较量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中美关系也不会那么顺畅。

政治学人：最后，您能谈谈影响你做学问的几位老师吗？

季教授：虽然修行在个人，但需师傅领进门。 在学术的道路上，我从思想史入政治思想史，进而由政治思想史入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很幸运地遇到了几位好的老师。其一，引我入思想史之门的是陈谷嘉老师。陈老师师从于思想史名家侯外庐先生，是我在湖南大学读书的硕士指导老师，从这个角度说我还是侯门的弟子。陈老师对我做学问的启示是学问是改出来的，要勤于练笔。譬如看书，要多做笔记，文章写出来之后，要多次修改。尽管可能不会发表，但对知识的掌握是有帮助的。其二，引我入政治思想史之门的是刘泽华先生。刘先生对一些政治思想史的看法影响我一生，譬如他所说的王权主义支配中国社会的观点。他看待问题的方式也让我终身受益，他倡导要敢于在停止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展开自己的思维，即在面对一个研究议题时，别人都说可以了，你要追问一个为什么。同时他倡导做学问要做到三个一：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上好一门课。直到现在我也是按照先生的要求这样做的。这里，还要提到葛荃老师，他是我的师兄，严格来说是我的老师，曾经手把手帮我修改论文，至今受益匪浅。我的第一本著作《三纲六纪与社会整合》里的诸多文字都有葛老师修正过的痕迹。其三，引我入政治学的是朱光磊老师。朱老师尽管对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没有研究，是他的及时指点使选择了这两门学科。他提出一个人要有二到三个研究方向，不要固守于一个方向。他提出年轻人要多发文章，即使是在报纸上、或者档次不高的刊物上发文章，有总比没有文强。他提出从事一门学科，一定要进入该学科的核心，即要知道这门学科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主导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是什么。 

        以上诸位老师的教诲已经融化到我的学术血液，他们教给我的，最重要的还是人品，他们学问高深、学术严谨，尽管人生地位有诸多变迁，但始终坚守做学问的底限，将学问看作立身之本。

        以上仅供各位先进、同仁、同学参考和批评。谢谢！

本期采访：张雪莉 ；本期编辑：张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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